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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8 20:00 来源:深圳代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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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家宝藏》呈现的是持续性的热度,并且其关注指数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几十倍。

从宏观上可以说,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明显提高,公众对于精神生活诉求也在增加,文博类宣传纪录片也被更多的人们所喜爱。

微观分析发现,这次《国家宝藏》几乎是在全网同步播出,高水平制作、强效果传播。

这部纪录片播出第一集,就在知乎上形成热议的话题,豆瓣评分为,B站有160多万播放量;通过明星、文博工作者、志愿者等各界“国宝守护人”的发声,凭借影视演员的超高人气影响力、权威媒体机构的公信力和网络新媒体平台的强势传播力在全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三、运用新媒体提升文物保护宣传效果的建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期曾经说过:“没有市场,作品给谁看?宣教功能怎么发挥?”[4]显然,如果文物保护宣传只负责传播,不顾受众市场的反映,不看传播效果,那么永远提高不了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从《我在故宫修文物》《国家宝藏》两部纪录片的热播中,我们可以总结完善一些通过新媒体做好文物保护宣传工作的经验。

首先,文物部门要联合专业的媒介组织,使文物保护宣传兼顾专业性和趣味性。

文物保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会有距离和陌生感。

一般认为,文物保护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或者文博单位工作人员的责任,不会意识到文物保护人人有责,也不会去过多关注文物保护的过去和将来。

在过去的一年里,由中央电视台联合国内九大博物馆制作播出的《国家宝藏》掀起了一股文物保护的潮流,纪录片讲述的是历史,节目中展示的是文物,而传播的则是文物的价值内涵和文物保护的深层意识。

专业的多媒体技术为受众带来全新的文化体验,通过每件文物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来凸显连接古今、观照当下的文化自信和人文情怀。

博物馆和文物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向来是沉重、严肃的,而《国家宝藏》凭借九大博物馆的专业支撑和央视一流的媒介技术以及强大的受众市场,再通过自带超高流量和粉丝效应的明星“国宝守护人”传播文物历史知识,传播文物保护意识,让我们每个观众由衷感受到一种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其强烈的宣传效果可见一斑。

其次,从拓宽文物保护宣传的渠道来说,要重视运用新媒体技术、手段、形态,除了要做好“两微一端”(编者注:指微信、微博及新闻移动客户端)这类常用互联网平台的传播,还要关注具有极强互动性、备受青少年受众群体欢迎的类似于B站这样的社区网站。

《我在故宫修文物》最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当时反响平平,而后当纪录片拍摄方将视频发布到弹幕视频网站B站后,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些青少年群体以他们的方式——发弹幕来表达了对这部纪录片的赞美,在他们的转发传播之后,纪录片在微信平台和微博平台上得到了“病毒式”的传播。

反言之,文物保护宣传要注重这种新型互动传播方式。新媒体时代,谁掌握了用户谁就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权。因此,去年《国家宝藏》的热播,是其在B站、爱奇艺、腾讯视频、央视网、优酷几乎全网传播策略成功之有力证明。再次,要选择合适的宣传报道角度,内容上注意采用民生化视角。成功的宣传报道素材虽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是也需要对现实生活中的丰富素材进行创造性转化。除了日常的新闻报道宣传外,以真实的生活场景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以艺术手段加工的纪录片近年来不断热播,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文物保护氛围便是很好的例证。《我在故宫修文物》从内容题材上看就十分吸引人,它所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文物保护意识等通过观众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化的场景、生活化的细节来呈现,通过普通化的人物角色来激发公众的审美共鸣。虽然纪录片只有短短3集,但是每段镜头下师傅们在故宫修复文物的具体细节,使得原本距离观众较远的文物修复,给人一种陌生问题生活化和神秘问题熟悉化的感受,满足了受众探索神秘事物的心理。更重要的是,受众在观看这类宣传纪录片时潜移默化地获得一种唤醒记忆的效果,从而有助于强化受众对于文物保护的感知。四、结语大众传媒建构的社会现实,即便是通过艺术化的手段进行再现,其对于受众认知的社会价值观念倾向上仍会产生暗示。通过多类型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其表达的文物保护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会逐渐为受众所认知并接受,文物保护意识最终会化为受众的实际行动。参考文献:[1]新华社.习近平对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DB/OL].http:///politics/2016-04/12/c_[2]吳銘生.要重视基本建设中保护文物政策的宣传[J].文物参考资料,1953(07).[3]潘婧瑶.习近平谈文物保护工作的三句箴言[DB/OL].http:///n1/2016/0413/[4]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作者简介:李欢,男,单位为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法制传播。(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责任编辑:佚名 )